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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弦诵幸未绝——诗歌折射的西南联大岁月 | ||
作者：张曼菱，系作家、制片人，多年来致力于“国立西南联大”历史资源的抢救、整理与传播工作。
本文中所引的诗句，并非从书上抄来，而是我在寻访抢救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时候，听到学人们所吟诵、所喜爱、写在日记里的。
这是带着他们生命体温的诗句，表达着那一个自我，那一段历史。
人走了，历史远去，但诗还在。那些有意味的故事，就像珠子穿在这诗歌的红线上。由诗，可以重新听到心灵的歌唱，历史的叹息，使人感受到文学的深远之美。由文学所折射出的这段历史，更加多姿多彩，闪耀着人性光辉。
谨以此文纪念“七七事变”八十周年，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；纪念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，薪火相传，弦诵不绝。
点滴泪水沾衣襦
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日军全面侵华。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”的陈三立拒绝逃难。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，他怒斥：“呸！中国岂狗彘耶？岂贴耳俯首，任人宰割？”
北平、天津相继沦陷。日军欲招致陈三立，百般游说，皆不应许。侦探日伺其门，陈三立怒，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。从此五日不食，忧愤而死，享年85岁。
“岁时胸臆结垒块，今我不吐诚非夫。闻者慎勿嗤醉语，点滴泪水沾衣襦。”陈三立的诗，透露出中国当时的衰败气象，也闪现着他士子的气节。
北平有五朝宫阙，是国粹集中之地。北平沦陷，对于文人，无异于“文化的亡国”。
“凭栏一片风云气，来作神州袖手人”。陈三立以一个诗人的死，结束一个旧的屈辱的时代，开始一个抵抗的新时代。
1999年，我到北大朗润园访季羡林。季羡林回忆恩师陈寅恪：
他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，他家里面三代爱国。第一代就是湖南巡抚陈宝箴。在1860年，英法联军烧圆明园那时候，陈宝箴在北京城里边。在酒楼上，别人请客，他看到西边，圆明园大火弥天，正是英法联军在那儿烧，当时有人说，陈宝箴痛哭流涕。他的儿子陈三立，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父亲，当时诗坛上第一人就是陈三立，写旧诗。陈三立得到他父亲的遗传，爱国，非常爱国。
陈寅恪先生把他父亲迎到北平，在这里让他颐养天年。后来卢沟桥事变，他父亲拒绝吃饭，拒绝吃药，谁劝也不行，后来他父亲就是这样饿死的。
季先生说，陈家“爱国有遗传”。
2000年夏，我走进陈家当年居住的姚家胡同，知了声声，绿荫依旧，仍感受到一股肃穆之气。
《吴宓日记》有记载。寥寥数字，便令人沉浸到那“乌衣巷口夕阳斜”的境界之中：
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
2：00散。宓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，祭吊陈伯严先生（三立）。行三鞠躬礼。
吴宓记，去悼念时，陈寅恪告诉他，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，就已经接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送来的邀请函，要他赴宴。为保全气节，避免日本人的迫害，他决定秘密离开北平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陈寅恪以为“文化不可以亡”，“救国经世，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”。
宋代诗杰陆游留下一句：“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。当年在战乱中有无数的中国父亲，迎着气焰嚣张的日本军队，显示出刚毅的背影，用不屈服的目光，将儿孙送上征途。陈三立凸显了中国诗歌中这位期待着“家祭”的永恒父亲形象。
“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”借前人的诗，冯友兰道出一段情节。
在月色清明的夜晚，清华园内两个手无寸铁的斯文学者，物理系教授吴有训与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，巡逻护校。
今天从旧照片上，还可以看到他们长衫、眼镜的儒雅模样。两位人过中年的学者，想要自己来保卫这沦陷了的校园。
他们的举动可谓天真，却动人。
“去吧，去认识我们的祖国！”
随后，学人们一批批离开北平。《吴宓日记》有一首诗写“辞京”：
十一月四日星期四
阴，大雾，晨8：00后，即独至东车站，紫禁城为浓雾所蔽，街上行人尚少。
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
十载闲吟住故都，
凄寒迷雾上征途。
相携红袖非春意，
满座戎衣甚霸图。
鸟雀南飞群未散，
河山北顾泪常俱。
前尘误否今知悔，
整顿身心待世需。
吴宓曾设想过，日本人来了，自己躲在北平隐居、读书。但陈寅恪影响了他。陈家父子的举动在文化“南迁”中起到了精神领袖的标杆作用。大时代下的生存，已经不是个人的事。吴宓毅然决定振作起来，到清华大学的转移地长沙去。
当他登上开往南方的火车，车厢里有很多日本军人。日本军官看他是一介书生，还给他让座。而在吴宓看来，日本人拿着武器血腥地占领了北平，却还在假装礼仪与文雅，他内心更添气愤、屈辱与痛苦。
在诗中，他庆幸师生们未散，他们将在远方汇合，有一个目标去奋发。
当“长沙临时大学”开课时，一位受聘于清华的英国教授如约赶到那没有灯火的山麓中，为学生们上课。他是著名的英国诗人与评论家燕卜荪。在漆黑的夜晚他给同学们背诵莎士比亚的诗章，在泥泞的山路上他跌破了眼镜。
燕卜荪写下长诗《南岳之秋》：
课堂上所讲的一切题目与内容，
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。
因此人们奇怪地困惑，
为找线索，搜寻自己的记忆。
战乱中，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之下，这些中国教师们没有教材，却凭借记忆片段仍在传授知识。《南岳之秋》记录了“长沙临大”的处境。
多年后，作家、翻译家赵瑞蕻回忆起这段往事：“战事倥偬之中，上燕卜荪的课，让人恍然觉得如秦火之后，天下无书，儒士背诵整部经书授徒。”
中国历史上有过“诗书丧，犹有舌”的传统。
燕卜荪写他“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”的经验：
那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，
就看谁中你的心意。
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，
我们讲诗，诗随讲而长成整体。
学校迁到昆明不久，伦敦也被炸了。燕卜荪说：“现在该是我回到祖国的时候了。”于是返回英国。这种知识分子对自己祖国的情怀，已经贯通中西。
植物学家吴征镒出身江南书香人家，古典诗词功底好。他投考清华时，所作游记就受到朱自清欣赏。后来在昆明又与闻一多相交甚厚。
他说：“我是一抗战，就是像杜甫诗里讲的一样：‘支离东北风尘际，漂泊西南天地间’。我跟西南联大差不多是‘同命运’的、‘共呼吸’的，我一毕业，就没有在北京做过事，而是一直在西南联大。”
他本来是“七七事变”的头一天到西北考察。西北就是现在的陕甘宁一带。到了8月23日，他在宁夏贺兰山后面，就不能再前进了。北平已经沦陷。他从宁夏、从包头一直回到老家，教了几天书，忽然接到学校里通知：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个学校要在长沙成立“长沙临时大学”。他就从扬州赶到长沙。在长沙待了两三个月，因为长沙也开始轰炸了，南京失陷了，又继续向西南方漂泊。
这位当时最年轻的助教，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从湖南、贵州一直走到昆明，走了3000多里。
由于在长沙仍旧受到轰炸，学校要转移到昆明。而整个学校都从国土外转移，有失学校尊严。人们认为，应该有一批勇士直接从国土上走到昆明。三校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，简称“步行团”。这意味着这批学人们对国土主权的宣示。
穆旦的长诗《赞美》就是以此为背景：
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，河流和草原，
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，鸡鸣和狗吠，
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
…… ……
我要以一切拥抱你，你，
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，
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，佝偻的人民
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。
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
当时大学里的学子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里克尔、艾略特等人的影响，他们写的诗看起来驳杂，但却在顺应着一种青春生命的原始的姿态、愤怒的姿态和实践的感受。
1946年，胡适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：“临大决迁昆明，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感动和注意，师生徒步，历六十八天之久，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。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，散布全美。这段光荣的历史，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，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。”
照片内容有：步行团出发、乘船渡湘江、步行在崎岖山路上、山路休息、溪水洗脚、山间等候、住宿、挑脚泡、用餐、水边、闻一多写生、闻一多的素描图画、江流、荒野坐地歇息、步行三教授、教授们歇息、山民背篓、盘江激流、每船五人、惊险渡江等等。
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，走入民间，走向人民。
闻一多先生说：“去吧，去认识我们的祖国！”
当年还是学生的任继愈说：“感受到中国民气还在，虽然穷，可是当亡国奴他不干。”
当他们路过一个偏僻的小乡镇时，地保敲着锣，通知赶集的乡民不要涨价，要按照平价把东西卖给师生们。这种细微的、似乎不足道的关照，已经是这块贫困土地能够给予他们的最大关爱。
在进入贵州玉屏时，师生们看见这样一张政府布告：
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往昆明，各大学生步行前往，今日（16日）可抵本县住宿。本县无宽大旅店，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。凡县内商民，际此国难严重，对此振兴民族的领导者——各大学生，务须爱护借重。将房屋腾让。打扫清洁，欢迎入内暂住。并予以种种之便宜。
务此布告，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。
此布。
县长：刘开彝
这个布告折射出当年社会各阶层对于“保存与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”的可贵意识。这个民族在危难时刻涌现出一股巨大的凝聚力量。这股气概，老百姓叫作“血性”，史家称为“民气”，士大夫讲究“气节”，都是指在灵魂深处人的坚贞本性。这是历代中国人最重视的情操。
弦诵幸未绝，竖儒犹仰俯
西南联大初到云南时，文、理、法学院设在蒙自。
正是南湖荷花盛开时，陈寅恪与吴宓一起散步。陈说：“像北平。”吴说：“像西湖。”陈寅恪写诗作二首，以此一首为最著名。
《南湖即景》（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蒙自）
风物居然似旧京，
荷花海子忆升平。
桥边鬓影还明灭，
楼外歌声杂醉醒。
南渡自应思往事，
北归端恐待来生。
黄河难塞黄金尽，
日暮人间几万程。
诗中用了“南渡”这个典故。自古北方是中华民族文化重心。历史上，凡“南渡”，就意味着丢弃北方的山河，很难再回去。
由于这首史家之诗，“南渡”与 “北归”成为诠释学人们迁徙轨迹的两个时段标记。这首诗也使得蒙自边城的南湖进入了史家的眼光中。
文科的教授们都住在湖畔的歌胪士法式洋行里。有时年轻的教员们归来大声喧哗，独居的陈寅恪就会用手杖敲击楼板，于是人们肃然。这位半盲的学者，他的遭遇与心境，已经成为国恨家仇的象征。他是西南联大的“灵魂级”的人物。
“无名安市隐 有业利群生”，这副对联，任继愈先生对我讲过，是吴宓题赠蒙自街头一位卖粥人的。任先生说：“也没有装裱，就是一张白纸贴在墙上，去吃粥的人们都能看到。”它显示了西南联大学人与当地人的友善关系，学者对民间文化的同情与尊重。
蒙自有一个周家大院，主人时常请教授们吃饭。内中的女眷楼也变成女生宿舍。吴宓命名为“听风楼”，说在那里可以听到女生的京腔，是一种安慰。可见吴宓比陈寅恪心态更加平和，与外界的联系也多。
郑敏，哲学系女生，与穆旦同为“九叶诗人”。她的父兄们都擅长吟诗，吟的是那种清淡平和的士大夫的闲品。但她那一代青年学子意识到，诗歌不再是休闲小品，诗歌也要承载鲜血、历史和一些沉重的东西：
终于像种子，
在成熟时，
必须脱离母体，
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。
当每一个嫩芽，在黑暗中挣扎着生长，
你是那唯一放射在
我们记忆里的太阳。
那年在未名湖畔采访政治学家赵宝煦。他说，自己年轻时最值得回忆的日子，是在美丽的昆明度过的，感觉一切都很自然，没有矫揉造作。老百姓非常淳朴，没有都市的浮华。他吟诵的是自然主义的诗：
树特别绿，水特别蓝。
林荫道上还没有华贵而色彩不调和的衣衫，扭动，
所以，一切都完美，纯真。
包起蓝头巾早起的妇人，走来汲水。
在水边，弯着腰洗脸的，兵士们，
嘻嘻笑着，把草鞋都弄湿了。
我第一次看见，翠湖这么美。
赵宝煦记得，在昆明泡茶馆，没有钱，你可以要一杯“玻璃”，就是白水。
昆明人质朴中有一种雅，很令西南联大的师生喜爱。如，吃米线不加辣椒，就说“免红”。邓稼先多年后跟妻子回忆昆明，对每天中午五华山“鸣炮报时”，印象尤为深刻。他认为昆明非常古朴。
当年担任鸣炮报时工作的，也是勤工俭学的西南联大学生。
朱自清有《近怀示圣陶》一诗：“健儿死国事，头颅掷不数。弦诵幸未绝，竖儒犹仰俯。”
朱先生一家人在昆明时生活很困苦。这首诗整个的苦调与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相似。但就在诗里，朱自清点出了“弦诵未绝”口号。
朱自清之子朱乔生告诉我们，当年日军打来的时候，很多人自问：“我们能做什么？”朱自清提出：我们应该保持“弦诵不绝”。与陈寅恪的“南渡”一样，“弦诵”成为支撑“战时大学”的“骨骼性”理念。
流传甚广的还有刘文典“跑警报”的逸事。刘文典曾拍拍肚子说：“我跑警报，是因为我这里有国学。”他认为“国学”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。刘文典为人狂傲，常贬低别人，但他这话里透露出一种对待人生价值的严格标准。
在那种严峻的环境里，每个知识分子都会问自己：活着有什么价值？为什么在前方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，自己依然要教书读书？
答案是：为了重建战后的中国。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”据闻一多之女回忆，在昆明有月亮的晚上，父亲会将家人领到草地上，教小儿女们背诵《春江花月夜》。这体现了他的理想：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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